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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2-12 08:18:39） |
来源：环球时报 |
环球时报按：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由于诸多原因，迟迟未能回到祖国怀抱。本报将从本期开始，连续推出四个整版，从推进和平统一入手，系统阐述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等重要内容，敬请读者关注。
中国为什么要统一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家庭。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2132年中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共有1874年，分裂时期的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共计只有258年。而且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政权更迭后统一时间越来越长，统一规模越来越大，统一程度越来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历史，就是实现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大发展的历史。正如邓小平所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确保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根本要求。国际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该国全部领土上的全体国民。中国的主权属于包括台、澎、金、马在内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全体中国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海峡两岸目前处于分离状态，是我们民族最大的不幸，不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我们就没有尽到这一代人的责任，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就要继续背下去。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前台湾与祖国大陆出现分离状况，是由于抗战结束后的内战特别是外国势力介入而造成的。台湾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是我们民族的心腹之患。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祖国分裂还是统一这一决定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该回避，谁也不敢回避。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50多年来两岸关系回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爆发朝鲜战争及美国第七舰队占领台湾海峡，使我党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搁置下来。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不断派兵骚扰大陆沿海地区。1958年8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军近500门大炮齐轰金门，一举摧毁了金门等岛屿上的国民党军事设施，这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后来毛泽东又制定了将金门、马祖岛留在蒋介石手里的“绞索政策”。考虑到蒋介石的“反共复国”政策与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有本质区别，我方在继续象征性炮击金门等岛屿的同时，向台湾当局发出了和平谈判的信息。
1958年10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此后，毛泽东又通过老朋友章士钊向台湾当局传话说：“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云，希诸珍重。”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上述主张，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纲四目”设想，即台湾与大陆统一是纲；统一后除外交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由台湾自定；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时可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互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对于大陆的和平呼吁，台湾方面做出了谨慎回应，如将“共党政权”改称“中共政权”等，但一直拒绝与我和谈。
蒋经国继任台湾“总统”后，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继续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由于他仍然坚持一个中国和反对“台独”的立场，我党一直没有放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我们认为，首先应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建议正式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合作。同年10月，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以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谢东闵、蒋彦士、高魁元、蒋纬国、林洋港、宋美龄、严家淦、张群、何应钦、陈立夫、黄杰、张学良等台湾领导人和知名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在给蒋经国的信中写道：“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望弟再思。”对于我党的真诚呼吁，台湾当局并未回应，只是在民间交往上略有松动，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改为不逃避、不退让、不畏缩的“新三不政策”。
1983年6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两岸和平统一的设想。他说：“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1984年6月22日和23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时，明确阐述了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来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
在我方和谈诚意的感召下，晚年的蒋经国似乎也在考虑进行善意接触的试探。1986年8月，一名“神秘的台湾客人”沈诚来到北京。次年3月，沈诚再次来北京时受到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接见，并托他带去一封写给蒋经国的信。6个月后，台湾《自立晚报》两名记者首次来大陆采访，我有关方面负责人去机场迎接时，紧紧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欢迎，等了你们38年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不久李登辉当选国民党主席。考虑到他与国共两党没有历史纠葛，我党向他发去了贺电。李上台之初也有过善意表示，如说“台湾和大陆是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中国人同为血脉相连的同胞”，并提出愿意“建立双方沟通管道”，“研讨国家统一事宜”等等。1990年6月，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只要双方坐下来，真正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商谈祖国统一，而不是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一切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商量。”台湾当局对我上述友好表示虽然没有正面回应，但在改善两岸关系方面还是有所变化。例如，宣布终止所谓“动员戡乱时期”，确定以“民间、间接、单向、渐进”的原则开放两岸关系，分“近程、中程、远程”的步骤制定并通过《国家统一纲领》等。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就两岸正式谈判的方式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讨论，找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办法。”由于当时两岸就一个中国的原则达成口头共识，1993年4月，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负责人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尽管台湾方面将这次会晤定性为“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的，但江泽民认为这是“两岸关系历史性的重要一步”。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改善两岸关系、推动和平统一进程的八点主张，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然而，台湾当局不仅没有对这八点主张做出积极回应，反而使两岸关系急转直下。1995年6月，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义”访美。他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中大肆兜售“中华民国在台湾”，妄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
国”或“一中一台”。李登辉走到这一步绝非偶然。1988年刚上台不久，他就着手进行“宪政改革”，分别于1991年和1992年全面改选“国大代表”及“立委”；1993年又全面改组“内阁”，产生第一任台籍“行政院长”，为国民党本土化迈出了第一步；同时修订台“刑法”和“国安法”有关条款，使岛内外“台独”活动公开化、合法化。1992年，台湾当局发表《现阶段两岸关系与中国大陆政策》白皮书，公然宣称“台湾主权独立”，导致“台独”势力举行盛大游行。1993年李登辉主导制定所谓“参与联合国”政策，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1994年他在会见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时称，“中国这个词含糊不清”，台湾人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针对李登辉分裂祖国的严重局势，我及时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1995年7月至8月，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水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1996年3月，我军再次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发射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给李登辉和国际反华势力发出如下信息：分裂就没有和平，“台独”就意味着战争。1997年7月1日，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1998年10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应邀参访大陆，受到江泽民接见，并与汪道涵会长就两岸对话、多层次交流、个案协助和汪会长访台达成四点共识。但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李登辉分裂祖国的活动进一步升级。同年5月他出版《台湾的主张》一书，鼓吹要把中国分成7块；7月更公然抛出臭名昭著的“两国论”。陈水扁上台后，大肆推行“渐进式台独”，不仅炮制了“一边一国”论，还叫嚣要举行“公投”。
两岸关系的启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两岸关系，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两岸关系的实质是统“独”斗争，其分水岭在于要不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前40年尽管两岸关系改善的步子不快，但已逐步出现“前紧后松”的良好发展势头，其原因在于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反对“台独”的立场，为两岸接触奠定了政治基础。后来由于李登辉破坏了这个基础，使两岸关系出现倒退、动荡和紧张，即使迫于压力做出“友好”姿态，也不可能是真正的“良性互动”。我方一再明确表示，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两岸可以就任何问题进行接触、对话、商讨和对等谈判。换句话说，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商量。这一原则要求，并不是“预设障碍”，因为不围绕统一问题谈判，还有什么可谈的呢？很显然，否认或回避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抗拒接触、抗拒谈判、抗拒统一。
第二，在统一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50多年两岸关系的曲折历史证明：向善意、友好、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两岸关系就能出现可喜局面；向恶意、敌视和“台独”的方向发展，两岸关系就会出现紧张以至战争的不幸局面。我方和平统一的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可行的，然而是要统一还是要“台独”、要和平还是要战争，一定意义上主动权在台湾方面。但从本质上来说，制止“台独”、促进统一、维护和平的主动权又掌握在我们手中，因为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根本问题上，任何国家和人民都不会有商量的余地、妥协的余地。已经站起来并初步富起来的中国人民更是如此。
第三，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俗话说“夜长梦多”，台湾问题越拖变数越多。陈云1983年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我们两边虽然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将来我们这边的老一辈人不在了，接我们班的人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而且能够坚持下去。但他们那边的老人不在时，接他们班的人是否会坚持这个立场；如果坚持，客观上是否能坚持得住，这些就很难说。”这段话，不幸被后来的事实验证了。当今世界，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从
中国分割出去并得到外国敌对势力支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解决台湾问题宜早不宜迟。
第四，解决台湾问题和处理台湾事务必须通盘考虑。1995年以来，从李登辉访美到“第二次汪辜会谈”，从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到他把权力交给民进党，这段时间紧张和危机是主要的，接触与缓和是间歇性的、相对的。这是岛内小环境和国际大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战略全局，岛内局势的发展变化，是影响我国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必须从系统的、全局的观点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趋利避害，慎重决策。（未完待续）（《环球时报》 2004年02月09日 文/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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